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在同治初年刊刻的金陵本《船山遗书》，是船山逝世后

出版的第一部带全集性的、影响最大的著作汇编。关于曾国藩兄弟刊刻《船山遗书》的原因，过去人们作过各种推测和分析，但是往往只及其一而不及其二。笔者认为，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

一

　　首先看历史的原因，这又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是不满王氏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所收船山著作的不全和被任意纂改。

　　据同治六年（1867）三月十二日《张文虎日记》，这天张文虎与李善兰、戴望等金陵书局同人拜见曾国藩时，曾氏说：王氏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刊行时，“中间从《说文》之字，皆邹叔绩（汉勋）所改。其文亦多改窜，非原本。曾致书诤之，不听。”张文虎听后，“乃恍然前为沅帅重校付刊时，于此等处疑船山原本如此，故不敢轻改，今已刊成，无及矣。”[①]这表明，曾国藩对王氏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的刊刻过程是十分了解的。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与参加王氏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刊行的欧阳兆熊当时就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欧阳氏是曾国藩岳丈欧阳沧溟的同族，与曾氏妻弟欧阳牧云、欧阳凌云往来频繁，故与曾国藩有深交，关系亲密。道光二十年（1840），刚刚庶吉士散馆的曾国藩在北京身患重病，经正巧在京城的欧阳兆熊医治而康复，因此更进一步增进了二人的友谊。而此时欧阳正在参与王氏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的刊刻。欧阳兆熊与邓显鹤策动王世全刊刻《船山遗书》就在替曾国藩治病的前一年。此版《船山遗书》刻成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所收全部为船山的经学著作，共十八种，一百五十卷。虽然王氏守遗经书屋《船山遗书》将欧阳兆熊和邹汉勋一样，列入“编校姓氏”之中，但实际上主持编务者是邹汉勋，即邓显鹤所说的“以校讎之役属吾邑人邹汉勋”。这样就不仅造成了“中间从《说文》之字，皆邹叔绩（汉勋）所改”，而且“其文亦多改窜，非原本。”而这是刊刻古籍过程中最忌讳之事。所以曾国藩当时就“曾致书诤之，不听。”欧阳兆熊在为金陵本《船山遗书》所写的“凡例”中也指出：“船山遗书著录于四库者，有《易》、《书》、《诗》、《春秋》四种《稗疏》。前邹氏校本增删撺易，非复本真，或托言先生晚年改本，以掩其迹。兹据文渊阁本及旧抄本，悉行改正，不使鱼目混珠。”[②]这个“凡例”应该是曾氏兄弟过目并且同意的，可见这段话也从侧面印证了曾氏对邹汉勋篡改的不满。曾国藩还亲自托人从文渊阁代抄船山稗疏，他在同治四年（1865）八月十九日《谕纪泽》的信中说：“王船山先生《书经稗疏》三本，《春秋家说序》一薄本，系托刘韫斋（崐）先生在京城文渊阁抄出者。尔可速寄欧阳晓岑丈处，以便续行刊刻。”[③]这也说明，曾氏对改正邹氏的“增删撺易”是十分认真的。

　　王氏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印出来之后，曾国藩不仅很快就得到它，而且将其中有关著作赠送友人。道光二十六年，即此书出版四年之后，曾氏在致刘传莹的信中说：“王而农先生著书共三百余卷，近年刻经说百八十余卷，余尚未刻。兹将《诗经稗疏》奉上。”[④]道光二十九年(1849) 曾国藩在《陈仲莺同年之父母七十寿序》中说:“国藩尝采辑国朝诸儒言行本末，若孙夏峰、顾亭林、黄梨洲、王而农、梅勿庵之徒，皆硕德贞隐，年登耄耋，而皆秉刚直之性。寸衷之所执，万夫非之而不可动；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夺。”[⑤]这说明，曾国藩很认真地读过这套《船山遗书》。

　　欧阳兆熊在王氏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刊出不久，于1847年在致曾国藩的一封信中写道：“船山遗老续刻有《读通鉴论》，融贯列代事迹，发为伟论，深资治理，不似胡致堂（寅）之专以坐谈取快。而为文浩博无涘，自成一子，不知其为《庄》《骚》为《史》《汉》也。所著又有《夕堂八代文评》，其别裁略近《昭明》，去其淫靡，亦不主宋人起衰之说。至呵曾子固（巩）为乡约老叟，䀨语不休；苏老泉（洵）为讼魁，茅鹿门（坤）只可三家村教童子应邑试。论议虽僻，要自有意。惜卷帙稍繁，未付剞劂。”[⑥]这封信表明，《读通鉴论》在此以前已经刻出，所以曾国藩致函欧阳兆熊之子欧阳勋:“王船山《（读）通鉴论》已刷出未？告为代觅一部，行纳价付意城处也。”[⑦]这表明曾国藩对阅读船山未刊著作的愿望是十分迫切的。所以当欧阳兆熊和赵烈文向他建议重刊《船山遗书》时，曾氏在同治元年（1862）七月二十四日回复欧阳兆熊的信中写道：“夕堂老人（即船山）遗书，惠甫（即赵烈文）曾商及重刻，属鄙人为之倡。弟以达官刻书，强作解事，譬如贫儿暴富，初学着靴，举止终觉生涩。然亦不可以已，若云慨然倡首，则诬也。”[⑧]“不可以已”一语表明，曾氏兄弟对刊刻《船山遗书》是十分情愿的。

　　其二，是为了推崇乡贤，提高湖南的文化地位。

　　所谓乡贤，指品德、才学为乡人推崇敬重的人。曾国藩在谈到湖南近代著名文献学家邓显鹤是如何“阐扬先达”，即表彰乡贤时说：“其于湖南文献，搜讨尤勤。如饥渴之于食饮，如有大谴随其后驱迫而为之者。以为洞庭以南，服岭以北，旁薄清绝，屈原、贾谊伤心之地也，通人志士，仍世相望；而文字放佚，湮郁不宣，君子惧焉。……衡阳王夫之，明季遗老，《国史儒林传》列于册首，而邦人罕能举其姓名，乃旁求遗书，得五十余种，为校刻者百八十卷。……呜呼，可谓勤矣。”[⑨]这段话清楚表明，曾国藩对邓显鹤整理乡邦文献、推崇乡贤的热情是极为赞赏的。

　　可是，当欧阳兆熊于咸丰元年（1851）建议他向朝迁奏请将船山从祀文庙时，他却认为时机未到：“王船山先生崇祀之说，忝厕礼官，岂伊不思。惟近例由地方大吏奏请，礼臣特核准焉，不于部中发端也。而其事又未可遽尔，盖前岁入谢上蔡（良佐），今年崇李忠定（纲），若复继之，则恐以数而见轻。且《国史儒林》之传，崑山顾氏居首，王先生尚作第二人；他日有请顾氏从祀者，则王先生随之矣。大儒有灵，此等迟速盖有数存，不可率尔也。”[⑩]从祀文庙，对于一个有学术成就的乡贤来说，是其身后能够得到的最高荣耀；而对于一位推崇者来说，也以此为最大的成就。但曾国藩在这里讲了三条“未可遽尔”的理由：其一，是申请的程序改变，不于部中发端；其二，近两年已有两人被批准从祀，再奏就有过急（数，速也）之嫌；其三，船山在《国史儒林传》中排在顾炎武之后，“他日有请顾氏从祀者，则王先生随之矣”。这三条理由都是从技术层面立论的，其实还有一条重要理由，曾氏没有说，这就是王氏守遗经书屋的《船山遗书》刊出还只有几年，收书又很不全，印数也很少，社会影响不大。很多人还不知道船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所以曾氏兄弟在全面出版船山的著作同时，还要大力宣传船山所具有的那种湖南人的“特别独立之根性”（杨毓麟语）。

　　曾国藩在《王船山遗书序》中说：“圣清大定，访求隐逸。鸿博之士，次第登进。虽顾亭林（炎武）、李二曲（顒）辈之艰贞，征聘尚不绝于庐。独先生深閟固藏，邈焉无与。平生痛诋党人标榜之习，不欲身隐而文著，来反唇之讪笑。用是，其身长遁，其名寂寂，其学亦竟不显于世。荒山敝榻，终岁孳孳，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之见知，而无所于悔。”[11] 顾炎武是《国史儒林传》之首，他和李顒等人一样，征聘“不绝于庐”，而船山却“深閟固藏，邈焉无与”，这不正是鲜明地体现了湖南人的“特别独立之根性”吗？曾国荃说：“当圣清龙兴，海内高才巨儒，乘时利见，黼黻文明，挟所学以取卿相者，前后相耀。先生乃浪迹穹山，潜影销声，与猿鹤侣，至姓名不为当世所知。先生不一自表襮，而其忠孝至性，光明兀硉浩荡之气，遏抑不已，尽发之文章著述，凡经类二十有三，史类四，子类十有七，集类三十有三。何其富也。”[12]当海内高才巨儒都挟所学以取卿相，前后相耀时，船山却浪迹穹山，潜影销声，与猿鹤侣，这是何等独特的性格啊！而欧阳兆熊则讲得更加明确：“其入本朝以后历四十有七年始归道山，不可谓不久。维时薙发之令甚严，同时遗老或全身缁流，或溷迹黄冠，否则变服遨游如亭林顾氏辈，但不应征聘冀全名节已为仅见。惟先生杜门著书，歌以当哭，褒衣大带不改故常，复不屑逃于方外以叛正学，究之身名俱泰，忧游令终，为胜朝第一完人。”[13]朱孔彰在《曾祠百韵》中曾写道：“欲将节义风天下 , 先刻船山百卷书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曾氏兄弟提倡“节义”的目的是无可否认的，但他们所特别强调的是湖南人所独具的那种“光明兀硉浩荡之气”。

　　船山既然是“胜朝第一完人”，那么出版他的著作就是理所当然的，而奏请将他入祀文庙，也应该是人心所向的。于是，在金陵本《船山遗书》刊出10年之后的1876年，郭嵩焘第一次正式向朝廷奏请将王夫之从祀文庙。这次奏请被礼部阻格，而阻格的理由居然是曾国藩《王船山遗书序》中的一句话：“其著述大繁，醇驳互见”，这是曾氏所始料未及的。此时，曾国藩已经逝世四年，无法起曾氏于地下以说明此话的真义。但郭嵩焘说，他当年曾与曾氏辩论何谓“醇驳互见”：“臣尝与曾国藩辩论王夫之遗书‘醇驳’之旨……而谓‘醇驳互见’，在考证之疏密，无关学术之精微。即朱子经说，国朝诸儒纠正其失，有证之经传，确然见朱子之疏略，而固无损其大端。宋儒蔡沈《书传》，元儒陈浩《礼记集说》，所释只一经，一皆循用孔安国、郑康成旧说，稍加疏暢，列在学宫，并得从祀。王夫之经说繁多，疏证推衍，或间有缺误，而如《周易内传》、《读四书大局（全）》，实能羽翼经传，示人以规矩准绳之极则，方之诸儒，尤为纯实。”[14]郭氏这种答辩是有力的，但无如朝廷大臣的权势何，所以这次奏请以失败告终。1891年，孔祥霖第二次奏请王夫之从祀文庙，也以失败告终。1907年，赵启霖上《请以三大儒从祀折》，三大儒指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1908年，朝廷批准了这一奏请。这一事实证明了曾国藩当年所说的“他日有请顾氏从祀者，则王先生随之矣”，确实是一个高明的预见。

二

　　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从现实原因来说，也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是作为恢复被太平军破坏了的传统秩序的一个重要措施。具体来说，是为了用礼教重新聚拢士人，用维护礼教的名义反对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

　　早在1854年曾国藩在组建湘军之初发布的《讨粤匪檄》中，就曾历数太平军的罪状：“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苏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15]曾氏所说的“冠履之不可倒置”一典，出自贾谊《新书·阶级》：“臣闻之曰：履虽鲜弗以加枕，冠虽弊弗以苴履。夫尝以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尝体貎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绁之，输之司空，编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长、小吏骂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16]贾谊这段话是就西汉名将周勃受刑受辱一事而发表的议论，文中所谓“尊尊贵贵之化”，是指尊崇尊者，敬重贵者要形成一种风尚，这正是儒家所强调的“爱有差等”。贾谊还有一句名言：“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17]，最为形象地体现了礼的别贵贱的作用。

　　曾国藩对儒家这套礼学思想是理会比较深的。他在《笔记二十七则·礼》中说：“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女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18]这里讲的“女叔齐之所讥”是指前537年，鲁昭公继位五年时，去朝拜盟主晋国。在朝拜过程中，他自始至终，进退趋避，都相当得体。晋平公有点纳闷，他问大夫女叔齐：“鲁侯不是也很知礼吗？”女叔齐回答：“他怎么知礼？”晋平公就说：“你看，鲁侯自入晋以来的所言所行，没有违礼的地方，怎么不算知礼呢？”于是女叔齐说：鲁侯的表现只能算是“仪”，不能说是“礼”。礼是什么？谨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您看现在的鲁国，政令出自卿大夫之家，不能收回到公室；国有贤人，不能任用；违背与大国立下的盟约，欺负弱小的莒国；对别国的危难幸灾乐祸，对自己的危难则视而不见；国家被三家分为四份，老百姓只知有卿，不知有君。自己身为国君，将蒙受大难而不知，却在汲汲于学习一些外在的很次要的“仪式”，与礼之根本相差很远很远。曾国藩提到女叔齐的故事表明，他所强调的礼是一种确实有利于巩固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的制度和措施，而不只是一些形式方面的东西，所以他说，“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曾氏认为，《礼记章句》是船山说经最精者，所以他在为《船山遗书》写序前，又细看了此书一遍。在《王船山遗书序》中，曾氏指出：“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自孔孟在时，老庄已鄙弃礼教。杨墨之指不同，而同于贼仁。厥后众流歧出，载籍焚烧，微言中绝，人纪紊焉。汉儒掇拾遗经，小戴氏乃作记，以存礼于什一。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19]“民物”语出张载《正蒙·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民为同胞，物为同类，一切为上天所赐，这也就是“究民物之同原”的意思，意谓要爱人和一切物类。“纲维”犹言纲领。“万事”，指世间一切事物。“弭”，消除。“世乱”，社会动乱。曾氏认为，船山注《正蒙》注《礼记》，从思想（幽）上来说，就是要证明人和万物同源，所以要泛爱众；从现实（显）的角度来说，就是要为世间万事万物立个纲领，从而将一切社会动乱消除在萌芽状态。船山这样做，与古人注重明体达用，即经世致用和循序渐进的方法是比较接近的。通过这种分析，能否说船山的想法就是如此，无法断定，但曾国藩的想法却是十分明白地说出来了。

　　其二，期望从船山著作吸取一些有用的东西。

　　早在198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中，冯友兰曾论述他对曾国藩哲学思想的新看法。他认为，曾氏的哲学思想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41年起至1851年，即参与镇压太平军起义之前，信奉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第二个阶段，从1852年开始，为了对付太平天国，不得不从宋明理学的气学派中寻找思想武器。“他本来就认为惟有张载的《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这时候更发现王夫之的《正蒙注》及其全部《船山遗书》正是他所要寻找的武器。”[20]冯先生这一看法，的确是曾国藩研究中的一种新见。如果联系到曾国藩自己所述的对理学的看法，我们就觉得这一论断不为无见。据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三所记：”李眉生廉访言，曾公（国藩）尝自语：‘吾不甚讲理学，但守定莫晏起，不说慌二句。’”[21]同样的论述也载于刘声木《苌楚斋续笔·三笔》卷十。李眉生即李鸿裔（1831—1885），四川中江人，咸丰间举人，曾官江苏按察使。后定居苏州。刘声木是安徽桐城人。他们的记录应为可靠。曾国藩在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五日致郭嵩焘的信中说：“沅弟（曾国荃）抄寄十月一日尊函，痛陈自宋以来言路之蔽，读之乃正搔着痒处。……船山先生《宋论》，如宰执条例时政，台谏论宰相过失及元佑诸君子等篇，讥之特甚，咎之特深，实多见道之言。尊论自宋以来多以言乱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长短，乃较之王氏之说尤为深美，可以提尽后有万年之纲。仆更参一解云：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22]郭嵩焘致曾国荃的这封至今还保留着，但信中并无涉及船山著作的内容。曾国藩却特别将船山在《宋论》中对宋代“言路之蔽”的批评与郭嵩焘的批评相比。这是因为，曾氏在这年为了写《王船山遗书序》，花了半年的时间阅读包括《宋论》在内的船山著作。在阅读郭信的过程中，他结合自已的亲身经历，觉得船山和郭嵩焘对“以言乱天下”的批评很中肯，于是发挥了这么一段论述。这段话比较清楚地说明了曾国藩“不甚讲理学”的原因，就在于理学的“不讲理”，理学家们喜欢高谈政治，爱唱高调，但不切合时势的需要；他们专门“苛责君子”而“纵容小人”。所以，曾氏从内心深处并不喜欢理学，他要从船山著作中寻找一种适于自已需要的理论武器。

　　冯友兰引用曾国藩评论张载“醇厚正大，邈焉寡俦”的话，出自曾氏道光二十三年(1843)致刘蓉的信。这封信在论述“见道多寡之分数何也”时说：“曰：深也，博也……深则能研万事微芒之几，博则能究万物之情状而不穷于用。后之见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氏而下，惟周子(敦颐)之《通书》、张子（载）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许(慎)、郑(玄)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颢、颐)、朱(熹)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23]显然，曾国藩这段话完全是从“道统”的角度推祟周敦颐和张载的，他既不满于许慎、郑玄的训诂之学的琐碎，亦不满于程、朱的狭隘。所以他特别推崇周、张。冯先生肯定曾国藩接触过张载和王船山的气学派思想，但是他没有明确地说曾氏接受了气本论思想。其实，曾国藩对王夫之的“气”本论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并不理解。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对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读不懂。他在同治五年(1866)六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阅王船山所注《张子正蒙》三卷五十八叶。船山氏最推重《正蒙》一书，以余观之，亦艰深而不能显豁。其参两篇，言天地日月五行之理数，尤多障碍。”[24]曾氏说《张子正蒙注·参两篇》“尤多障碍”，是中肯的评论，但其对《张子正蒙注》的总体评价却表明，他并没有读懂王夫之的“气”本论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他在同年七月初六日的日记中的一段话，也说明了这一点：“〔阅〕《周易内传》，王氏说理之书，每失之〔艰深，与《正〕蒙注》相同，因不果阅。改阅《读通鉴[论]》五十叶，每段为之标题。”[25]这些论述都表明，曾国藩并没有真正领会王夫之的唯物主义“气”本论。曾氏在同治元年(1862)十月初十日的日记中的一段话则说明，他对王氏的《张子正蒙注》是从传统的理学立场去理解的：“阅王而农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往’四句，知命也。农夫之服田力穡，勤者有秋，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燋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26]曾国藩对王夫之思想的理解是不准确的。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诚明篇》中明确指出，所谓“天命”并不是不可知的，“在天为道，命于人为性”。因此，他在解释张载“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尽其性然后能至于命”时指出：“知人，知人道也；知天，知天性也。知性之合于天德，乃知人性之善，明者可诚而昏皆可明；性尽，则无所遇而不可尽吾性之道。由是而知命之通极于性，与天之命我，吉凶无心而无非顺正者同其化矣。”可见，在王夫之看来，“天命”是可知的，知的方法，就是要懂得“天”之“性”，是合于“天德”的，也就是说要把握“天”（即自然）的发展规律。把握了“天”的这种规律，就会“知命之通极于性”，从而在实际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所以王夫之又说：“君子有事于性，无事于命，而圣人尽性以至于命，则于命不能无事焉。天广大而无忧，圣人尽人道，不可同其无忧，故顽嚣必格，知其不可而必为。是以受人之天下而不为泰，匹夫行天子之事而不恤罪我，相天之不足，以与万物合其吉凶，又存乎尽性之极功，而合两所以协一也。”[27]十分明显，王夫之认为，“圣人”对待“天命”的办法，是“知其不可而必为”，以达到“相天之不足”的目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王夫之的“尽性以至于命”的命题，是一个十分积极的命题，因为他将性与天命统一了起来，而曾氏则仍将二者对立起来。曾国藩虽然没有准确地把握船山的性命之论，但是他却从中认识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他所谓“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是说，性就是要充分发挥自已的所知和所能；所谓“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是说，命则是那些一时无法改变和克服的外在制约因素。所以他在同治元年十月初十日的日记中继续说：“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达矣。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如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28]所谓“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正是强调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历史的事实也表明，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虽然其相信“天命”的思想始终没有克服，但是特别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他在咸丰六年(1856)《谕纪鸿》的信中说：“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29]又如，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致沅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但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而无所容心。”[30]这些都反映了曾国藩对主观能动性的重视。

三

　　金陵本《船山遗书》刊刻的具体酝酿是同治元年上半年。这年六月十九日欧阳兆熊致曾国藩的信表明，他知道通过赵烈文的工作，曾国藩兄弟都赞成重刻《船山遗书》，信中说：“前惠甫书来，云节相慨允倡刻《船山遗书》。沅帅亦有此意，嘱兆熊与刘子迎（达善，北京大兴县人）商之。子迎将往澧州，不名一钱。而乡人之意，以为湖南之书，须湖南人捐刊为是，其言亦颇近理。敝同年赵玉班（焕联）已允出赀。因数及彭雪琴（玉麟）、李希庵（续宜）、左季高（宗棠）、刘荫渠（长佑）、刘霞仙（蓉）、唐义渠（训方）及带勇诸君之识字者，均可助成此事。其书欲求精美，非四千金不能。若能醵赀开雕于安省，则易成矣。昨晤竹浯同年，耳语竟日，云节相有书相招，即当来营，校讎之事，便可相属。”[31]欧阳兆熊的这封信说明，曾国藩兄弟都已经表态赞成重刊《船山遗书》，但有三个具体问题还没有解决：一是刊印经费。赵烈文的信中，要欧阳兆熊找刘子迎。刘是赵的朋友，曾在湘潭县当过知县，赵烈文到湘潭时他已经下台。所以欧阳兆熊说他“不名一钱”，根本无法解决刊书经费问题。于是欧阳兆熊提出由湖南人捐刊，特别是发动湘军将领捐资。欧阳还开出了具体的价码：“其书欲求精美，非四千金不能。”二是刻书的地方，欧阳兆熊说“若能醵赀开雕于安（徽）省，则易成矣”。因为当时曾国藩的湘军统帅部正设在安徽省城安庆。三是刊印人员：曾国藩的老友竹浯表示，随时听曾氏的招唤，以负校讎之责。欧阳兆熊提出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是逼曾国藩表态。曾氏在这年七月二十四日回复欧阳兆熊的信在本文第一节已经引用，这封信对欧阳兆熊提出的三个具体问题不着一字，但却讲了一句心里话：即担心由他出面刊刻《船山遗书》被人们视为“强作解事”，但他认识到重刻《船山遗书》的重要性，所以又说此事“不可以已”。曾国藩的这封信虽然没有解决重刊《船山遗书》的具体问题，但却从原则上答应了由他“倡首”重刊《船山遗书》。曾国藩表示愿意“倡首”，就为重刊《船山遗书》拍了板定了局。曾国藩没有答复欧阳兆熊提出的三个具体问题，这就促使欧阳兆熊进一步想办法。恰好，赵烈文于同治二年五月出任曾国荃的幕僚。所以欧阳氏便敦促赵烈文找曾国荃要钱。六月初七日，赵氏日记便记：“中丞（曾国荃时任浙江巡抚）来谭良久，允出资全刻王船山遗书。写欧阳晓岑信，告知中丞刊书之说。缘此事须费四千金，晓岑属余怂恿中丞为之倡。乃中丞不独能独力举办，并许多出千金为加工精刻之费，其好学乐善如此。”[32]赵烈文的这段日记表明，他劝曾国荃捐资时，并没有要求曾氏担负《船山遗书》全部刊刻经费，只不过希望他“为之倡”，就是说在捐款上带个头。这仍是沿袭了前述欧阳兆熊的广泛募捐的想法。乃不意曾国荃“不独能独力举办，并许多出千金为加工精刻之费”，所以赵烈文深深地感慨：“其好学乐善如此。”

　　有了刻书经费，刊印工作就可以开展了。曾国藩在《王船山遗书序》中说，此次刊刻是“以欧阳君（兆熊）董其役”，就是说，整个重刊《船山遗书》的工作是由欧阳兆熊负责主持。欧阳兆熊则在《重刊船山遗书凡例》中说：“此书开雕于同治甲子（1864），未及三载而事已竣，由安庆而金陵而扬州而长沙，俱以书局自随，一时江介名宿，分任审阅编校之役。”[33]赵烈文同治三年三月初九日记：接 “孟甥二月十一、二十一、二十二日信，已同衣谷挪入行台，刻《船山遗书》编校。”[34]这说明，同治三年年初，《船山遗书》的编校重刻工作即已经开始。“孟甥”即周世澄，字孟舆，他是赵烈文姐夫周腾虎的儿子。这次刊刻的《船山遗书》的“校刊姓氏”一栏有他的名字。据赵氏日记，“校刊姓氏”中的“仁和汤裕衣谷”也是他推荐给欧阳兆熊的。此书的校刊人员共有16人，除上述两人外，还有仪征刘毓崧伯山、吴熙载让之，南汇张文虎啸山，阳湖赵烈文惠甫、方骏谟元征、刘翰清开生，歙县汪宗沂仲伊，归安杨岘庸斋，常熟杨沂孙咏春，长沙汤亦中子惠、张福保树人、曹耀湘镜初，湘潭王荣兰子佩、欧阳兆熊晓晴。这16人中江浙和安徽人占了10个，湖南人只有6个。

　　金陵本《船山遗书》的刊刻过程表明，曾国藩介入了刊刻过程中的许多具体事务：首先是他亲自校阅了多篇船山著作，他在《王船山遗书序》中自称“国藩校阅者，《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订正讹脱百七十余事。”累计117卷，占全书三分之一强。他还说“军中鲜暇，不克细全编”[35]。曾国藩作为在与太平军的战争已经进入决战阶段的最高统帅，能够在战争间隙如此认真校阅这么多的船山著作，固然有避免有人说“达官刻书，强作解事”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说，是出于曾氏对船山思想的高度重视和对刊刻工作极端认真，对刊刻质量尽善尽美的追求。这一点，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加以说明：

　　首先，从政治上把关。由于船山民族主义思想深厚，其著作在清代刊印很敏感；四库全书编纂时，其著作就有九种被列为禁书。所以在金陵本《船山遗书》的刊刻过程中，曾国藩对政治避讳问题是十分注意的。他在同治五年（1866）五月初六日致欧阳兆熊的信中说：“至《实录》（指《永历实录》）内思文呈安字样，按顾亭林先生有《圣安本纪》一编，系道光间刻，在《明季稗史》，体例在前。夕堂老人与顾先生同为佚老，同入《儒林》，其眷怀故国，忧愤三叹，心迹尤为大同。既已刊成，似可一例刷行。”[36]“思文”指思文皇帝，是南明的永历帝在改元时遥尊隆武皇帝朱聿键(1602—1646)为思文皇帝。“圣安”指圣安皇帝，是隆武皇帝赠给南明第一位皇帝、即弘光皇帝朱由崧(1607—1646)的尊号。《圣安本纪》是顾炎武所写关于圣安皇帝一朝史实的著作。曾氏这封信表明，欧阳兆熊担心这本写与清朝对立的南明皇帝的著作，会触犯清朝的忌讳。曾国藩在回信中说，不要怕。因为顾炎武写的《圣安本纪》在道光年间就已经刊刻出来了。王船山和顾氏一样，都是前朝遗老，眷怀故国的心迹相同。顾氏的著作既然刊刻在前，船山此书已经刻出来了，那就刷印吧。尽管如此，经过欧阳与曾氏商定，还是将这本书的名字改了。有关史料记载和抄本表明，此书原名《大行实录》或《大行录》。大行者，古代称刚死而尚未定谥号的皇帝﹑皇后；或指新近去世的皇帝，取一去不返之意。这一名称显然具有作者比较强烈的怀念倾向。金陵本用“永历”这个年号取代“大行”，就避免了书名的主观色彩。金陵本还在“凡例”中以所谓“日久漶漫”“留空格以示阙疑”，将一些有触忌讳的文字隐去。

　　其次，是高质量的校勘。金陵本《船山遗书》在刊刻过程中，其编校工作有三个环节：校稿本、校写本、校刻本，这里讲的“稿本”指作者的原著；“写本”指用手写抄出的古籍，是刻印时的工作用本；“刻本”则是刻出后刷印出来再校对的工作用本。刘毓崧在刊刻《船山遗书》时就是担任“覆校稿本”这一环节的工作。他在《王船山遗书校勘记自序》中说：“衡阳王氏船山丛书，其目录可考者七十五种，稿本访得者六十一种。湘乡爵相及介弟爵帅捐俸授梓，自甲子（1864）春至丙寅（1866）夏，刻成五十三种。此三年中，延致诸同人或校稿本，或校写本，或校刻本。毓崧亦在局中，专司覆校稿本。合计已刻未刻各书，除未经覆校者六种（《说文广义》、《相宗络索》、《夕堂八代诗选》、《四唐诗选》、《明诗选》、《词选》），余五十五种，皆检其所引原书、所用故实，为之校勘。”[37]这说明，所谓“覆校稿本”就是对拟收入遗书的船山著作的稿本进行校勘，正如他自己所说“检其所引原书、所用故实”，即对原著中所用引文及所涉及的人物典故是否准确进行核对。一般来说，校勘记的内容主要是说明不同版本的古籍之间的文字异同，即通常所谓的讹、脱、衍、倒的问题，讹指以讹传讹，错误的文字；脱：缺字、缺句子等；衍：后人增加的文字；倒：文字顺序颠倒等。但《船山遗书》的这二卷《校勘记》却颇为不同，它不是一般的校勘文字，而是校正船山著述中的各种差错。对此，刘毓崧在凡例中有说明：“书中年分、地理、姓名、谥法、事迹、训诂，有叙述详而不必求备者，有证佐多而不必求全者，有沿旧说而未暇考核者，有抒己见而未经引申者，有纪载殊异而难于遽定者。今此所刊，概不增易原文，庶免失其初意。间有记忆偶误、检阅偶差者，欲改之则与本意不符，竟置之又虑阅者滋议，故刻本于此类仍存其旧，而别著于《校勘记》焉。”[38]这个《校勘记》虽然是署的刘毓崧的名字，是与他在遗书刊刻过程中“专司覆校稿本”分不开的，但其中也记录了多其他几位《船山遗书》校勘者的校勘意见，因此可以说这个《校勘记》也是金陵本遗书校勘者集体劳动成果。

　　其三，是高质量的刻印。为精刻《船山遗书》，曾国藩兄弟不惜重金，追求卓越。当金陵本《船山遗书》准备刊刻之时，曾国藩就致函时任漕运总督的吴棠，请他帮助找刻工：“兹有恳者：敝省先哲王船山先生夫之，《国史儒林传》中次居第二，著书甚富，约有三百万余言。道光年间曾刊十余种，未睹其全。现在同乡创议刊布全书，舍弟等捐集刻资，已有成说。惟敝乡写刻苦无佳手，拟在皖省设局，招致好手开雕。昨检阅郝兰皋（懿行）先生《尔雅义疏》丙辰年刊本，极为精审，知系〔袁〕（嘉）兴高君伯平一手校讎。似闻写刻各匠均系昔年金陵专门之业，近岁寓居淮城（淮安）。拟请其挑选十余人，前来安庆开工。已由敝幕钱子密函致高君，详达一切。惟梓人动身须先给盘川等项，奉求阁下一为垫发，即由敝处遇便寄还。琐费清神，至以为荷！”因为漕运总督的驻地在在淮安，而刻工高手高伯平正住在淮安，所以曾氏找吴棠帮忙。曾致吴棠的另一封信，则谈到书板问题：“顷由少峰观察带到惠书，并梨板三百余片。屡费清神，至以为荷。敝处书板俱选八分厚者，来件稍嫌其薄，然雕刻别项尽可适用，叨惠多也。”[39]这说明曾氏对书板质量的要求也很高。不仅如此，曾氏对刻字也有极高的要求。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在致书局提调周学濬信中云：“仆尝论刻板之精者，须兼‘方粗清匀’四字之长。‘方’以结体方整言，而好手写之，则笔画多有棱角，是不仅在体，而并在画中见之；‘粗’则耐于多刷，最忌一横之中太小，一撇之尾太尖等弊；‘清’则此字不与彼字相混，字边不与直线相拂；‘匀’者字之大小匀，画之粗细匀，布白之疏密匀。”曾氏要求周学濬以此标准考量刻工，将刻匠“略分甲乙，上下其食”“既系长远之局，须请局中诸友常常执此四端，与工匠讲求，殷勤训奖，严切董戒，甚至扑责议罚，俱不可少。自然渐有长进。”[40]写这封信的时间虽然是在金陵本《船山遗书》刊刻出版之后，但是这些经验却是在刊刻《船山遗书》等书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

　　正是由于以上诸方面的工作，所以金陵本《船山遗书》的刊刻质量是比较高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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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船山全书》第16册，第557页。

[⑧]《船山全书》第16册，第5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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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814页。

[29]《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25页。

[30]《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6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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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能静居日记》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6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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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能静居日记》，第751页。

[35]《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77页。

[36]《船山全书》第16册，第557页。

[37]《船山全书》第16册，第429页。

[38]《船山全书》第16册，第428—429页。

[39]《船山全书》第16册，第558—559页。

[40]《曾国藩全集·书信九》，第 6513—651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