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茂松:经济学研究要坚持“顶天立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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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茂松:经济学研究要坚持“顶天立地”的方法

发布人:刘茂松发布时间:2016-06-30分享到:

 

——访湖南省经济学学会理事长湖南师范大学刘茂松教授

入21世纪以来,湖南省经济学学会组织全省经济学工作者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发展中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为湖南经济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2015年10月16日湖南省召开“推进新型智库建设工作座谈会”,刘茂松教授作为优秀社会科学专家和省经济学学会理事长在大会作了题为“顶天立地,济政为民——关于做好决策咨询研究的几点体会”的发言,中共湖南省委主办的《湖南工作》刊登了这一发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近,笔者就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对刘茂松教授进行了采访。

  

 

  弘扬湖湘学派经世致用治学传统

  林峰:刘教授,湖湘文化十分强调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对湖南经济学界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

  刘茂松:湖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哲学思想上强调经世致用或称通经致用,主张从现实的政治、经济、生产活动出发,问天事、问地事、问人间事,立足于现实而有所作为。纵观历史,湖湘学派的这种治学理念对湖南经济学的发展确实产生了重大影响。早在明末清初大哲学家王夫之就提出了市场“自发秩序”、“农耕为本”和“亦工亦商”等商品经济思想,清代思想家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开放经济思想和主张。在今天看来,上述王夫之和魏源的经济思想仍不乏借鉴意义。湖南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建立了经济学学会,组织全省经济学工作者聚焦现实问题开展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发展对策的研究,特别是聚焦改革开放发展中的难点、热点和疑点问题,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等等,组织专家学者深入讨论分析,帮助人们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推进湖南改革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思想“清道夫”和决策“智囊团”作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省经济学学会专家为主发起成立的湖南省洞庭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会,多次组织专家调查了解洞庭湖在三峡大坝建成蓄水发电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矛盾,并分专题研究发展战略和对策措施,编辑出版“洞庭湖生态经济研究丛书”和举办“洞庭湖发展论坛”,向中央有关部委和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创办以现代农业为主体的国家级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战略思路和建设方案,被中央和省决策部门采纳,2014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洞庭湖区为国家生态经济建设示范区。

  林峰:在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视察时作出了湖南要发挥“一带一部”区位优势的指示,请问您对此重大战略布局有何研究和思考?

  刘茂松: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湖南发挥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将过渡带与结合部整合为一体,对产业与空间配置结构进行优化升级,大大提升发展的战略坐标。尤其是国家全面启动长江经济带建设,湖南作为长江中游的腰脊地区,构成了长江流域中部经济发展的战略要地。同时,以沪昆高铁和高速公路为标志的大通道全线贯通并与京广大通道在长沙交汇,使湖南成为南中国纵横联通的大枢纽。由此,我们向省委省政府建议,充分发挥新经济地理优势,实施“一带一部”战略,依托京广线、沪昆线、包柳线三路交集大通道,长江及洞庭湖与湘资沅澧四水交汇大枢纽,黄花机场与长沙高铁交融大空港,构建“纵横交集、点线连接、枢纽主导”空间经济新版图,以装备制造、新型材料、电子信息、食品工业、现代服务、文化创意等为主导产业,打造以长株潭城市群超级核心增长极为首、衡阳湘南湘西南大枢纽和岳阳长江口岸枢纽为南北两翼、怀化黔渝大走廊为尾翼的湖南“飞鹰形结构”重要增长极体系,以联结贯通长株潭、洞庭湖、大湘南、大湘西四大经济圈,全面融入国家建设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大战略。这个建议已列入湖南省“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林峰:湖南经济总量规模现已进入全国十强,基本实现了后发赶超发展,这是否和您提出的工业化反梯度推移理论的实践相吻合?

  刘茂松:是的。1978年后我国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内地如何加快发展、缩小同发达地区的差距成为我们思考的问题。由此,我们运用后发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进行分析,发现在“中心—边缘”二元结构中,发展中地区基于经济利益的压力和追求会具有寻找后发优势进行跨越发展的需求和冲动,试图改变某些产业经济流程梯度式转移的常规方向,以赶超发达地区。为此我通过系统研究撰写出版了《反梯度推移发展论》专著,提出了工业化反梯度推移战略的三大机理:一是资源禀赋差异机理,依托自身某些优势集中发展“纵横联系度大”或“引致投资最大”的重点产业,进而辐射带动全域快速发展;二是后发竞争优势机理,基于赶超发展的意识和目标,主动学习吸取发达地区的经验教训,引进先进技术和资本,推进支柱产业做大做强做优,形成核心竞争力;三是需求创造原理,运用新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根据市场的潜在需求创造新的产品和新的消费模式,为工业化反梯度推移发展提供市场条件和效益基础。2008年,我们运用这个理论研究湖南新型工业化跨越式发展路径,提出打造量级规模跨千亿元的超级产业链战略,并具体建议在长株潭城市群培育千亿级的工程机械超级产业集群,被湖南省委省政府采纳,作出了发展千亿级产业和千亿级产业园区的决定,为加快推进湖南新型工业化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这个理论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和实际部门也曾产生广泛影响。

 

 

  以敢为人先的湖南精神探求学理

  林峰:刘教授,您在湖南新型智库座谈会中曾提出要发扬湖南人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请您谈谈学者在经济学研究中开风气之先的情况。

  刘茂松:湖南在历史上曾长期偏居蛮荒之地,恶劣的生存条件迫使湖南人穷则思变、奋发求新,一旦接受了某种新知,认准了某种真理,往往能敢为人先、引领风潮。湖南经济学界继承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勇于探索现代经济发展的新规律和新范式,提出新理论和新战略。例如在扩大社会再生产理论方面,湖南师范大学的尹世杰教授及其团队对消费经济现象进行了开创性的系统探索,其《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一书获得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又如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以张萍研究员为首的湖南省社科院学术团队首创性提出“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战略”,为申报国家级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提供了支撑材料。再如在微观经济学学科结构方面,湖南经济学界也进行了原创性的探索。1998年我主持自选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课题,突破以往把家庭作为单纯消费者的定位,根据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构状态,把家庭生产、家庭投资和家庭消费作为综合性经济实体进行研究,以家庭经济活动中利他主义新经济人假定,提出家庭及其活动是以婚姻、血亲和供养为基石而形成的一个具有特殊利益关系的社会经济实体组织,2002年出版了国内首本以“家庭经济实体”为主题的学术专著——《家庭经济行为论——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经济行为研究》,为完善微观经济学研究对象作出了一定贡献。

  林峰:您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国有企业产权制度,请结合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谈谈深化国企改革问题。

  刘茂松:1993年我主持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运用马克思所有制理论和现代产权经济学工具,研究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法人制度,尔后出版了《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创新论》一书。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所有制反映的是客观经济关系总体,而所有制形式则表现为财产的交往形式,所有权与占有、经营、使用等权能分离,使财产可以在不同主体间流动,以达到资源优化配置。这在经济学范式上就形成了旨在节约交易成本的产权经济,也就是马克思说的经济所有权概念。由于财产权利的界定对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所以产权明晰就构成了市场经济的首要规则。对于深化国企改革来说,其要害是构建合理的产权结构,即将财产所有权的权能分离出来,重组为法人财产权制度,以责任主体的条件交由经营者独立地占有,达到权、责、利关系的对等和明确,以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营效率,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既然要建立合理的产权结构,这里就有一个国有企业产权界定问题。对此,我曾提出国有企业两重性与产权界定两层次理论,对目前深化国企改革仍有参考价值。所谓国有企业两重性,是以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范式所进行的分析,一方面,国有企业本身是界定社会范围内“共同财产”的产物,即交易成本I;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作为众多个体一起进行协作生产的群体,又容易产生企业内部的“共同财产”,即交易成本Ⅱ。这样,国有企业产权界定的合理状态是交易成本Ⅱ小于交易成本I。据此,国有企业产权界定的第一个层次应根据不同的行业性质,分别采取不同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模式,如公益型、垄断型、竞争型等;第二个层次要根据第一个层次产权界定模式的内在要求,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行所有权、占有权、经营权的相互制衡,将企业的外部性行为内在化,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企业内部的“道德风险”。同时,在宏观层面处理好政府与国企的关系,实行政企分开和政资分离,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

  林峰:刘教授,企业提高竞争力一般都会形成市场垄断,那么,应该如何科学处理竞争与垄断的关系?

  刘茂松:随着市场机制运行条件的变化,竞争和垄断的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根据我们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的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发展,产生了知识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外部性效应,使产业组织形式逐渐由产业纵向分工一体化向产业链横向分工一体化转变,实现企业要素边际报酬递增。其主要表现是以模块化的企业组织方式,打破空间和组织的界限,通过“共赢”的风险分担机制和利益共享理念,以巨大合作剩余预期为共同利益目标而聚合在同一柔性契约框架内,形成多点空间分工协同的全产业链组织,在更大空间范围获取更多各具特殊功能的比较优势。同时,这种模块化的全产业链组织还通过建立信任与声誉治理、财务激励约束、耦合合作博弈和“淘汰赛”式协同创新等机制,形成可竞争市场压力以防范垄断结构向垄断行为逆转,以高端竞争力获取垄断结构利润。由于这种垄断结构利润是凭借新知识、新技术和新组织方式,在满足消费者需求并大幅度增加消费者剩余的基础上所实现的企业效益最大化,因而是企业先进生产力的标志。正是基于此,我们建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应积极培育企业垄断结构优势,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以促进经济效率和公平。

  坚持教行化美造士以传道济斯民

  林峰:历史上湖南的书院教育很发达,造就了“惟楚有材”,请您谈谈研究生教育的心得。

  刘茂松:中国教育史上的书院,其研修学问的方式,类同于现代研究生培养。王夫之曾对书院办学提出过“教行化美”、“造士成材”、“身先作范”和“以传道而济斯民”的精彩论述,我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受此教益很大。如果说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重在传授知识即“教行”,那么研究生教育则是大学教育的升级版,重在学术研究即“化美”,二者的融合才是“造士成材”的“传道”。具体从研究生教育来说,我认为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是要深耕专业理论。学术研究要建立在学习的基础上。学习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研究能力的训练,而能力要素中最为关键的是理性思维的确立。所以,进行系统的专业理论教育是研究生教育的基本功,其实质是指导研究生掌握开展学术研究的工具和武器。1999年,我在担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专业基础理论课教学时,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在全省首开“新制度经济学”这门现代经济学理论课。采取“课前深读经典原著—课间共同研讨交流—导师系统阐释归纳”的方式进行教学,指导研究生研读了马克思《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部巨著中有关所有制理论的重要章节和亚当·斯密、科斯、诺斯、威廉姆森、舒尔茨、青木昌彦等制度经济学家的有关经典著作,分“制度本质、制度变迁、制度安排、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国家理论、制度与经济增长、制度经济学渊源、中西制度比较和中国制度经济学”等十大专题进行学习研究,从而使该专业的研究生比较系统和扎实地掌握了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产生了比较好的教学效果。

  第二是要立足学术前沿。世界上的事物总是不断变化的,这就要求研究生教育提高预见性,突出对前沿性问题的探讨。例如前面我谈到的模块化垄断结构企业范式问题,就是我组织和指导研究生联合攻关所完成的一项重要成果。那是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当时全球化正在向纵深发展,跨国公司已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组织者,取得了很高的市场效率,同时也推动了技术进步。如何看待这种垄断结构现象,正确实施反垄断政策?这是经济学专业不能回避的一个前沿性理论问题。为此,我从2002年开始,以我指导的产业经济学专业两个年级研究生为团队,先后设置八个方面的专题,全方位研究信息化全球化条件下模块化垄断结构企业范式问题。在前后5年多的时间里,我们通过深入学习,潜心研究,反复论证,同时还组织成员多次参加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和山东大学、东北财经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南开大学召开的产业组织理论研讨会进行学术交流,最后产生了研究论文、专著和学位论文等成果。总之,这种教学方式既培养了研究生创新能力,又产出了高档次研究成果,达到了“造士成材”的目标。

  第三是要直面现实问题。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深化改革,还是加快发展,都面临许多矛盾和难题,因此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教育要从“象牙塔”里走出来,深入到现实发展的主战场中去调查研究,以克服大而空的“虚脱现象”。如2006年和2009年我主持湖南省和国家关于农业现代化发展理论及战略研究的课题,将项目研究同培养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相契,先后组织10多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深入到湖南省的12个县市区,对农林部门、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村信用社进行调查研究,而且还对500多个农户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入户调查,掌握一手资料,了解我国“三农”实情。我们不仅在省内调研,还组织博士生到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和北京市顺义区、通州区、密云县进行调研,了解发达地区的农业发展模式。在调研中我们深深感到,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度里,是难以解决好中国人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问题的,也无法解决农民致富和农村脱贫的问题,必须立足于技术和制度创新,组织农民联合起来发展现代大农业。在调研的基础上,我进一步组织大家以马克思“农业同工业结合”理论作指导,系统研究“农业工业化理论和战略”,其成果被评选为湖南省优秀学术著作并由“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出版。同时向省委省政府报送题为《湖南农业工业化战略的思路与对策》的研究报告,为湖南省制定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与规划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同时,博士生和硕士研究生也分别写出了12篇高质量学位论文,较好地达到了培训目标。

  林峰:您在10多年前提出农村劳动力就业深化和农业工业化理论,对当前我国农业供给侧改革有何参考作用?

  刘茂松:在农业生产力要素中,劳动者操作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因此,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程度和方式,决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最终影响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成效。历史已经证明,传统的小农经济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其就业领域窄,就业层次浅,劳动生产率低,是造成整个农业低效、农民贫穷、农村落后的终极原因。对这个问题,我在1990年前后展开系统的调查研究,出版《中国农村过剩劳动力转化的战略与对策》著作,全面阐述了农村劳动力就业深化理论,被评为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该书提出在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彻底摆脱“将农村(农业)作为城市(工业)发展的一个工具”的二元思维定式,重视农业本身的发展潜力,拓展农业发展领域,增加农村劳动力就业,全面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目前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农业同工业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需要我们从整个国民经济系统大逻辑关系来认识农业供给侧改革。因为农业生产率的高低优劣,一方面涉及国家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农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又涉及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所必需的土地与劳动力等基本要素。基于此,中国农业现代化应该以马克思“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的重要论述为指导,走农业工业化的路子,即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运用专业化、标准化、机械化、规模化、信息化的工业化生产方式,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专业化基地农业、标准化品牌农业、工厂化制成品农业和多功能化跨界农业如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创意农业、生态农业等,构建现代农业全产业链,以全面提高我国农业的质量效益。

 

  林峰:刘教授,国有企业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中如何建立具有自生能力、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的公司治理结构?

  刘茂松: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实质是市场化和社会化,因而构成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化国企改革的重大举措。然而,这里的前提是国有企业必须具有市场独立主体地位,国有资产必须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股份化,而制度的核心则是建立职业企业家经营占有制。1994年6月,我在《培育职业型企业家阶层》一文中提出:企业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企业资产增值为经营目标,通过产权市场竞争的过程将自己的知识财产与企业的物质财产结合在一起,从而在经营中占有企业的整体资产,独立、创造性地组织和指挥企业,根据市场需要开展商品经济活动,并承担经营风险的专门经营者阶层。所以,企业家经营占有制的本质就是以高端人力资本要素为核心,形成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社会财产形式,构建以经营者为主导的公司多边治理结构,达到所有与占有激励相容,使企业各类要素合理配置和高效运营,以确保企业和社会都能获取满意的经济效益。

  由于企业家是企业整体资产的经营性占有者,因而对企业家的社会评价一般都奉行发展准则。企业家活动只有以事业扩张为中心,创造性地谋求企业长远发展,才能提高企业家的职业地位及经济收益。为此,企业家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就必然要对旧的、落后的企业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进行创造性变革,把市场变化作为成功的机会进行开发利用,以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市场和新的商业模式来转化经营风险,不断提高需求创造的核心竞争力,以获取持久稳定的经济效益。所以,企业家的本质是创新,是市场竞争人格化的主体,构成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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