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竹：1962年7月生，山东  日照人。1991年毕业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并获博士学位，现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福利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志愿服务论坛》主编。1993-1995年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做  博士后研究，1999-2001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做高级访问学者。1991-1996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城乡发展研究室主任；1996年至2008年5月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社会调查研究室负责人（1998-2001）等；2008年6月至今任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决策咨询部副主任、研究员。曾担任联合国等若干国际组织咨询专家。主持国家有关部委委托课题、国际组织课题数十项。曾应邀到美国、加拿大、日本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和演讲。  
   
          我想讲一讲教育公平， 讲三个组成，第一点，就是怎么来看待教育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影响。经济的发展就是两个关系——生产和需求，谁来引导生产，谁来消费这个生产。从消费的角度，如果是计划让极少数人或者是少数的人来消费教育产品， 不管是基础的义务教育，还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那么， 你这个生产都不能很好的发展。整个经济要发展，必须让极大多数人能够更好的消费，让大多数人去享受发展的成果，这个经济才能够健康，教育也一样。如果说你教育发展不好，我想，你应该考虑一下分配行为，是否让更多人进入生产和需求的环节。
　　第二点，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党的十七大，都提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义务教育均等化。我理解的这个均等化，在指标上不是一个简单的入学率问题，应该是从设施、设备到人员配制都是均等的。换句话说，义务教育作为一种基本公共服务，要在全国实行均等化。
　　
        由此进入第三点问题，我们怎么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首先， 我们应该建立包括义务教育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的设施设备和人员配制的技术标准。我们过去谈改革， 围绕制度因素谈得多， 技术因素谈得非常少。但是技术因素非常重要， 没有教育设施、教育设备、教育人员的配备的技术标准，如果说现在真正的拿出一笔钱，在三个不同的地区、城乡去配置的话，就会不知道按什么标准。这个标准教育部内部应该有一个，但是，有没有基础的统计数据来支持？我希望，我们的教育规划也好，执行这种规划的配套政策也好，应该有一个跟它相适应的技术标准的支持，数据的支持。
　　其次，如何获得处理设施设备和人员配制的资金？这涉及到在公共领域的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市场领域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已经推得比较靠前了，但是公共领域的投融资体制改革还没有开始，它实际上大大的影响了我们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制约了公共领域的改革。怎么来推进这个公共领域的投融资体制改革，与我前面讲的标准设置是相呼应的。这个基本公共服务基金，有一个核心问题，应该让地方政府，因为它是基层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有相应的财政能力来确保中央政府规定的这些基本的义务教育的标准得到实现。这涉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来实现财政的转移支付，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投融资体制的问题。
　　最后，处理好长期发展和短期发展的关系。强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不能绝对均等，因为考虑到中国要在今后二十到三十年的时间内，相当一部分的农村人，要转移到城市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要考虑农村的人员配制、设施配制、设备配制， 应该参照城市。但又不能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可能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因为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总是要往城市转移的。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如何动态地来处理，那么就是在规划的时候应该全盘考虑。

（中国改革论坛）